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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与炼丹
苏东坡曾经说:“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解脱、或佛道,皆始于此心的自律。人在能获得心的宁静之前(心情宁静便是佛学上之所谓解脱),必须克服恐惧、恼怒、忧愁等感情。在黄州那一段日子,苏东坡开始钻研佛道,以后的作品也就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他潜心研求灵魂的奥秘。他问自己,人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宁静?有印度的瑜珈术,有道家的神秘修炼法,为人提供精确的心灵控制法,保证可以达到情绪的稳定,促进身体的健康,甚至,当然是在遥远的以后,甚至发现长生不死的丹药。对于精神的不朽呢?他对寻求常生之术十分着迷。人身的不朽与精神的不朽是应当截然划开的,因为不管对身体如何看法,身体只不过是个臭皮囊。精神若经过适当的修炼,早晚会抛下这个臭皮囊而高飞到精神界去。身体的不朽,退一步说,至少包括一个可修炼得到的目标,就是延缓衰老,增长寿命。
所谓长寿秘诀,包括很多因素与目的,以及瑜珈、佛道,及中国医学传统的要素。长寿的目的包括身心两方面。在身体方面,其目的在求容光焕发的健康、体格精力的强壮,以及祛除缠绵的瘤疾;精神方面,在于求取心灵和情绪的稳定以及灵魂元气的放发。再加上朴质的生活,某些中药的辅助,便可返老还童,享受长寿,这些,在道家看来,就与长生术在不知不觉中融合起来。简单说,这种方法在中国叫做“养生术”或是“炼丹”。所寻求的丹,是内外兼指。“内丹”,按照道教的办法,是练肚脐以下部位;“外丹”是中国炼丹家所寻求的一种长生不死之药,一旦得到手而服用之,便可骑鹤升天。外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汞的合金。当然,对一个哲学家而言,人若高寿而健康,又有黄金花费,到天堂去反到成为次要。因为还有什么要请求上帝的呢?
苏东坡的弟弟子由练瑜珈术倒走在他前面,根据子由自己的话,是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他从一个道士学的,这个道士是给苏东坡的次子看病,方法是吹“神”入腹。子由到淮扬送兄长到黄州时,苏东坡发现弟弟外貌上元气焕发。子由在童年时夏天肠胃消化不好,秋天咳嗽,吃药不见效。现在他说练瑜珈气功和定力,病都好了。
苏东坡到了黄州,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由元丰三年冬至开始。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可以看出,他大部分时间都练习打坐。他在天庆观深居不出则是练道家的绝食和气功,这种功夫反倒在道家中发展得更高深,其实是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苏东坡同时给武昌太守写信,向他请教炼朱砂的方子。在他写的一首诗里,他说在临皋堂里已经辟室一间,设有炉火,以备炼丹之用。
我们在此并非对练习瑜珈术感到兴趣,只是对苏东坡在元丰六年(一O八三)详细说明的瑜珈术练习有些好奇而已。那时,他对佛经道藏已然大量吸收,而且时常和僧道朋友们讨论。以他弟弟为法,他开始练气功和身心控制。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他并不认真,但是即便没法得到,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他总是喜欢。须要知道的是,中国人的养生之道,在实际和理论上,都和西洋不同。按中国人的看法,人不应当浪费精力去打球追球,因其正好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相违反,中国人的养生是“保存精力”。而瑜珈对身心卫生的方法最适合中国文人,因瑜珈的精义是休息,是有计划的、自己感觉得到的休息。不但规定在固定时间停止呼吸,并且身体采取休息的姿势,并且还要消灭静坐在臂椅中时头脑里自然的活动。练习瑜珈全部的努力,可以用简单而非专门的术语描写为—--在于努力少思索,以至一无所思。最后这无所思乃是最难做到的。最初是集中思想于一点,这已经够难,因为人的头脑习惯于由这个思想转到另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使思想集于一点还是最低阶段;再高一点儿,使专心于一点进而到一点皆无的沉思,最后达到恍惚出神的愉快境界。
苏东坡在描写自己的修炼时,他发现瑜珈术有很多明确的特点。他控制呼吸,似乎是脉搏跳动五次算呼吸的一周期。吸,停,呼的比率是一:二:二。停止呼吸最长的时间是“闭一百二十次而开,盖已闹得二十余息也”,照印度的标准,较低的限制,是大约一百四十四秒。像一般瑜珈的修炼者一样,他计算他的呼吸周期,也和他们一样,他自称在控制呼吸时(吞吐比例规则)有一段时间完全自动而规律。在集中注意力时,他也是凝神于鼻尖,这是瑜珈的一个特点。他也描写了一种为人所知的瑜珈感觉,在此一期间,心灵完全休息,再加上内在知觉的高度锐敏,他觉察到脊椎骨和大脑间的振动,以及浑身毛发在毛囊中的生长。最后,在他写的那篇“养生论”里,他描写此种状态的舒服,与从此种运动所获得心灵宁静的益处。
关于此种运动的心灵方面,他的修炼仍是瑜珈术。在给弟弟子由的一封短信里,他描写正统瑜珈默坐的目的。他认为从感官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灵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无所见。他致子由的信如下: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署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势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务……夫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儿狗儿亦已入佛地……今日闭里捉得些子意何。
……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据我所知,苏东坡赋给了瑜珈几项中国要素。他不但排除了那些弯曲腰、腿、脖子等类似特技的动作,以及其他粗怪的扭曲动作,而且增加了定时的咽唾液,这完全来自道家合乎生理的心得。他还向张方平推荐他的修炼方法。
吞咽唾液是根据下面生理的推论,与道家五行宇宙论密切相关,我们未免觉得怪诞,可是对相信此种宇宙论的人则颇有道理。苏东坡所写最难懂的一篇散文叫“续养生论”,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中国极其难懂的古语“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解释得十分令人满意。苏东坡说,我们随时都在焚烧自己的精力,主要是两种方式:第一:包括种种情绪上的纷扰,如恼怒、烦闷、情爱、忧愁等;第二:包括汗、泪、排泄物。在道家的宇宙论里,火用虎代表,水用龙代表。代表火或控制火者为心,代表水者为肾。根据苏东坡的看法,火代表正义,所以在心控制身体之时,其趋势是善。另一方面,人的行动着受肾控制,其趋势则为邪恶(肾一字在中国包含性器)。所以肾控制人体之时,人就为兽欲所左右,于是“龙从水中生”,意即毁损元气。在另一方面,我们就受心火所引起的情绪不宁所骚扰了。我们怒则斗,失望忧愁则顿足,喜则舞。每逢情绪如此激动,身上的精力元气则由心火而焚毁,此之谓“虎从火里出”。照苏东坡说,这两种毁损元气都是“死之道也”。因此我们应当藉心神的控制,一反水火正常的功能。而吞咽唾液是把心火向肾方面压下去之意。
苏东坡本人吃两种别的食物,据说是仙家的食物,就是伏苓和芝麻。芝麻多油,并含有定量的蛋白质,自然有食物价值。但是我有几分相信,本被认为此种东西是仙家食物,主要是因为道士住在山上,不易找到别的食物。植物生长的越远,越与普通的五谷杂粮不同,就会越被认为是仙家食物。
关于炼制外丹,苏东坡写了两篇札记,一篇叫“阳丹”,一篇叫“阴丹”。阴丹是从生第一胎男婴的母乳中提炼出来的。把乳在文火上加热,用的锅是银汞合金制成的,一边加热,一边用同一金属制的调羹缓缓扰动,直到奶凝结,最后制成药丸状。阳丹是用尿蛋白中的尿素制成。此一蛋白沉淀物经过多次净化,最后变成白色无味的粉状物,再加枣泥做成药丸,空腹用酒送服。苏东坡对于各种硫化汞药剂,特别有兴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汞有毒,所以他试验那些药物时,特别警觉。因为那些药物的制造秘诀不为人知,其中什么成分谁也不太清楚。
苏东坡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一直想求得“道士丹”;不过他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还没有入迷。
苏东坡表现他那合乎情理的简单生活原理,只用下列他从古书上摘取下来的四条规则。有一张某向他请求长寿良方,他就写出下列的四句话:
一、无事以当贵。二、早寝以当富。三、安步以当车。四、晚食以当向。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弃也。若此可谓善处穷矣,然而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浪迹天涯
苏东坡此后一年零八个月的命运足以表示官身不由己。读书人能用别的方法谋生,最好不要做官,他的遭遇便是充分的理由。苏东坡当前的道路,真是崎岖坎坷瞬息万变,一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不是出乎他的本意,却与皇后大有关系。皇帝有意使他掌史馆,却被左右所阻。皇帝最后亲书一道旨意,把苏东坡的谪居地由黄州调到汝州(今临汝),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亦较为舒适。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在神宗元丰七年(一0八四)三月初。
他当然躲避这个任命,按他自己的话,这犹如“小儿迁延避学”。人做官不外乎为名为利,或为权势,或为报效国家。我们知道苏东坡非以做官为发财致富之道,至于权势,他根本不愿控制别人。至于为名,苏东坡知道,即便是身为宰相,也不能在他不朽的文名上有丝毫增减。他又何求于政治?他又能有何成就?
两三天之后,消息到来,要把他改调他处。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在贬谪中,可是能自由住在一个美丽而富有的城市了。有数天的工夫他犹疑不决,是否应当奏请继续住在黄州。后来又一想,这道新任命是皇帝的一分好意,他终于决定遵奉圣命,放弃东坡的农舍。他数年的辛勤,弃于一旦,也许他还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创建一个农舍,一切要从头做起呢。
皇帝染病,从三月一日起,太后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这对苏东坡十分重要,因为他己如愿已偿,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家开始迁回宜兴,在四月初三离开南都,到达湖边新居,是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但是命运偏偏做梗。正当他把退隐之地已物色到,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又来了。在他到宜兴后还不到十天,就得到消息,朝廷派他到离山东芝累不远的登州去做太守。 苏东坡心乱如麻,心里很恨这种变化。几天之后,正式任命到达。家里人大喜,孩子们喊叫觉得喜出望外。苏东坡在一首诗里,自比为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再不贪天山的牧野。
可是,他仍然接受了新任命。太后现在把情势推动起来。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首相之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惟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了。
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晋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
太后恩宠
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皇后拔擢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
新皇帝现今才九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宋朝特别幸运,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之前,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八六),他官居四品中书舍人,实为一重要职位,因他参与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与任用,参与草拟圣旨。苏东坡期间拟过几道非常具有苏轼风格的旨。最有趣的事,是四月王安石死后苏东坡必须草拟一道圣旨连赠荣衔。这道圣旨的措词必须十分巧妙,寓贬于褒。依照法制,当以皇帝名义发布,赞美其生活与品格,并颁赠“太傅”荣衔。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欺人欺己。苏东坡说他“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这篇圣旨很巧妙的发展下去,后来苏东坡说:“胡不百年,为之一涕。”读者不知道自己所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还是反面的诽谤?
“翰林学士知制诰”一个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首相的前一步。苏东坡这时已经接近顶点。在宋朝,“翰林学士知制浩”是三品,宰相是二品,在宋朝一品几乎没有颁赠过。再者,为皇帝草拟圣旨,就使苏东坡得以亲密接近儿童皇帝和太后。宰相办公的中书省与皇宫西面相连,翰林院则在靠近皇宫北门,算是皇宫中的一部分。翰林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翰林在院中办事时,也是称之为“锁禁深夜”。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在双日发布。在黄昏时,翰林顺宫中东墙进去,直到内东门,那儿为他留有一间屋子,接连皇帝的住处。有时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只有凝望红烛,静听宫漏,以遣永夜。有时夜间寒冷,皇太后会差人送来热酒。关于要发布的诏令,都是由皇太后口述,他再用极为典雅庄严文体写出来,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
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法期间,他拟了约有八百道圣旨,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苏东坡去世后,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此一小书斋中坐着,他对政客的嫉妒已是十分厌恶,已经请辞此一职务。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的立着听记吩咐。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防为宰相之后,皇太后突然问他:“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几年前你官居何职?”“常州团练副使。”“现在身居何职?”“臣承乏翰林学士。”“你为何升迁如此之快?“仰赖太后的恩典。”“这与老身无关。”苏东坡只好瞎猜:“一定是皇上的恩典。”“与皇上也无关。”苏东坡又猜道:“也许是有老臣推荐。”太后说:“与他们也没关系。”苏东坡立着呆了片刻。然后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太后最后说:“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著不下,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速尔崩逝。”
提到先王,三个人不觉一齐落泪。太后于是赐东坡座,赐茶叶一包,又对他说:“你要尽忠辅保幼主,以报先王之恩遇。”苏东坡要鞠躬退出时,太后从桌于上拿起一个刻有莲花的金烛台当礼品赏与东坡。
就苏东坡的家庭而论,住在京都确是大有益处。在这种气氛的生活里,苏东坡还是照常练他的瑜珈和养生之道。每隔一夜,他就要睡在宫中。但是不论在宫中或在家中,他总是黎明即起,梳头发一百次,穿上官衣官靴,然后再躺下小睡。他说,那种小睡之美,无物可比。等该出门上朝时,他已衣冠齐整,于是出门骑上镀金鞍路的白马,往东华门而去。
早朝最迟十点钟完毕,这时,除非有特别公务,他照例可以自由了。他若没有交往应酬,就带着妻子孩子去逛商店买东西。相国寺只在附近,院内挤满了卖扇子、刀剪、珍品、古物、字画、拓片,等等东西的商贩。有时,全家在东城的商场去逛,可以理发、买盆花、买鸟买笼子,一天的工夫在不知不觉中混过去。有时穿过朱雀门到外城去,那儿还有一大片住宅区,孔庙和国子监都在南外城,再往远处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士观。他们倦游归来,有时在“台楼”吃饭,那是对梁最好的酒馆。或是走南门街,去逛著名的唐家珠宝店,挑选几件温州的漆器,或是在报慈寺街的药铺买点儿上好的草药。
事实上,在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朴质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一般的道理是,在人不需要一个职位时,人家才找他去担任,人要求取某职位时,那个职位往往不需要他。一旦官瘾过足之后,做高官的快乐不见得比做个成功的铁匠的快乐大。苏东坡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种看法: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速梦尔。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苏东坡现在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他受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因此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朋友辈都望尘莫及。有数年期间,苏东坡在通信中,屡次赞美他的“苏门四学士”,因此大为提高了四人的名气。这时“苏门四学士”已是尽人皆知,他们就是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后来,又增加两个,一是李鹿,一是陈师道,共为“苏门六学士”。
国画
苏东坡天才横溢,神完气足,在中国艺术上,尤其是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他能独创一派,这是不足为奇的。苏东坡最重要的消遣,是他的“戏墨”之作,因为他的创造注的艺术冲动非此不足以得到自由发挥而给中国艺术留下不朽的影响。苏东坡不仅创了他有名的墨竹,他也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他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中国绘画的南派重视一气呵成快速运笔的节奏感,这一派诚然是在唐朝吴道子和王维的笔下所建立,与北派李思训之金碧朱红工笔细描是显然有别。可是,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这一派,重点在于气韵的生动与艺术家坚强的主观性,其中含有的艺术原理与技巧对现代艺术自有其重要性。
由苏东坡、米芾、黄庭坚所保存下来的艺术批评之中,我们能看出文人画在苏东坡生活里的起源,真是一件幸事。这几位文人都是诗人、书法家、画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在中国是书画同源的。在技巧,在工具材料,在批评的精神与原理,都是如此。若不懂中国书法中的美学原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画南派的起源。因为中国南派画之始祖,苏东坡是其一,都是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的,并且在运用笔墨的技巧都已通其奥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与气势的原理都已窥其真诠。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情调的重要,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
在苏东坡降生之前,中国已经有丰厚的艺术传统,在书法绘画两方面皆然。苏东坡自幼年即仰慕吴道子。他在黄州那些年,一直倾其全部时光致力于绘画。现在所有他的诗画朋友都已集会在京师,而气氛也极利于他在诗画上的创造,正如一个奕棋高手发现了城中另一个奕棋高手之后,他的生活便会有所改变,同样苏东坡的生活现在也改变了。他毕竟是个文人,不是个政客。既然是文人,他的要务仍然离不开纸墨笔砚。他的门人,也都是出色的文人,不断在他的书斋中流连盘桓。米芾后来成为宋朝杰出的画家,曾经有一次,他喜爱自己在悬崖峭壁所画的默然无色的巨石那雄伟的气魄,他乃以“丈人”之名称之。他自称“米颠”,别人也以此名相称。米,苏,李(李公微),这宋朝三大家,现在时常在一处。
这一群文人时常在彼此的家中相会,饮酒,进餐,笑谑,作诗,而大部分时间都在陶然佳境中过活。此等时光,苏米李三人往往走近书案,纸笔墨都在眼前。如果一个人开始作画,作诗,或写字,别人便作壁上观,或也技痒而参加,为补上诗句,或增加题跋,当时的情况与气氛理想极美矣。诗、画、字,这三者主要的材料,只是两种液体物—--墨与酒;除去最讲究的毛笔和用最贵、最为稀有的原料做的纸之外,他们有上等酒、上等墨。大书家和大画家一发现有上等纸张当前,就犹如小提琴名家发现面前有一个史特拉迪瓦牌的名琴一样—--硬是不胜其魔力之诱惑。苏东坡最喜爱的是澄心堂的纸,宣城的诸葛笔,或是鼠毫笔,和李廷邦的墨。一个人画完一幅画,一般习惯是由其他文人在上面写几首诗文作评语,或仅仅写刚才说的几句戏言。有时苏东坡和李公激(西方收藏家多知道他叫李龙眠)合作一幅画。苏画石头,李画柏树,子由和黄庭坚题词。
有一次,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出名的事,是十六个此等名家聚会于驸马王诜的庭园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西园雅集”,李公徽画,米芾题词。画里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米芾、李龙眠,还有东坡弟弟苏子由、苏门四学士。石桌陈列于花园中高大的苍松翠竹之下。最上面,一只蝉向一条小河飞去,河岸花竹茂密。主人的两个侍妾,梳高发誓,带甚多首饰,侍立于桌后。苏东坡头戴高帽,身着黄袍,倚桌作书,驸马王诜在附近观看。在另一桌上,李龙眠正在写一首陶诗,子由、黄庭坚、张表、晁补之都围在桌旁。米芾立着,头仰望,正在附近一块岩石题字。秦观坐在多有节瘤的树根上,正在听人弹琴,别的人则分散各处,以各种姿势,或跪或站,下余的则是和尚和其它文人雅士了。
说中国书法是一种抽象画,这种解释真是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的问题和抽象画的问题,确是相似。在评论中国书法时,评论者完全不顾中国字的含义,而根本上就看做一种抽象的组合。说中国字是抽象画,只因为不像普通画那样描写具象的物体。中国字由线条和线条构成的偏旁所组成,具有无限的变化,而艺术原理则要求这些字之排列成行,必须排列的美妙,必须与同一行或其他行的字配合洽当。因为中国字由最复杂的成分所组成,所以呈现出构图的各种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项,尤其重视整体的统一。
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甚至在建筑,一个哥德的教堂向高处仰望、一座桥梁横跨、一个监狱沉思。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论人品而说“猛冲”、“疾扫”、“狂暴”,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他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他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种抽象画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画。其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美感便是律动感”),发展成为中国绘画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
这个运动上的节奏美的概念,改变了所有艺术家对线条、质量、表面、材料的看法。因为,倘若美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所有平直的线条和表面,像工程蓝图的东西自然都不属于艺术的范围,而人必须寻求,举例说,树枝的折线与不平直的线条,因为只有弯曲与转折线才能暗示生命与运动;只要笔的压下,微顿,疾行,偶尔的飞白泼溅,能细心并有意保存于纸上,则不难看出此种不平直的线条的生命力和运动感。在中国书法和绘画里,当力戒平直线条,除非另有必要,比如描画桌子的边缘,不得不直,这是基本的原则。结构的概念也随之改变了。倘若那些线面是僵直死板的话,中国艺术家是不能满足于此种静态的安排与线和面的对比的。从此以后要重视力量充沛的线条笔划,这便说明中国绘画技巧和其它形式的绘画之间的差异。
宋代画家又向前迈了一步,在一张画里,不但要表现作者的印象或概念,也要表现内在的肌理。简直来说,宋代画家要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在。宋代哲学的派别叫做理学。在佛教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之下,儒家把注意力从政治的规矩形式和社会撤离,转而沉潜到心和宇宙方面去。藉助于印度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开始谈论这个“理”字,粗略说,就是自然与人性里的“理由”,或“自然的法则”,或“万物的内在精神”。宋儒困于中国人对抽象的形而上学无能力或无爱好,他们在把“理”当做“自然律”的研究上,所入不深。但是他们却完全相信在万物的外形后面,有一种无处无之的力量,或是精神,或是“理”;自然本身,是精神,是活泼泼的,而画家应当在画里把握万物此种无以名之的内在精神。所以画家在画秋天的树林时,不应当以描绘树叶丰富的颜色为目的,而是要捕捉那不可见的“秋意”或“秋思”,换句话说,要使人觉得要披上一件夹大衣出去吸那干爽清凉的空气,似乎在大自然季节的蜕变中,看得出渐渐阴盛阳衰了。苏东坡在教儿子作诗时,要他把花的个别性表现出来,使人对一行写牡丹的诗,不致误认是写紫丁香或梅花。牡丹的特质是丰盈华丽,梅花则秀逸脱俗。那种特质的把握,则有赖于画家的眼睛与诗人的想象。要画鱼,则艺术家必须了解鱼的本性,但是为达到此目的,画家必须运用其直觉的想象,在心神上,与鱼同在水中游,体会鱼对水流与风暴,光亮与食物的反应。只有懂得鲑鱼在急流激湍中跳跃时的快乐,并知道那对鱼是多么富有刺激性,一个画家才应当画鲑鱼。否则,他最好不要动手,不然他画的鱼鳞、鱼鳍、鱼眼多么精确,那张画仍是死的。
所有绘画都是一种哲学不自觉的反映。中国画不知不觉中表示出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而人只不啻沧海之一粟,浮光泡影而已。由此观之,所谓中国的印象派绘画,不论是一竿修竹,一堆盘根,或深山烟雨,或江上雪景,都是爱好自然的表现。画家与画中景物之完全融而为一的道理,解释得最为清楚的莫如苏东坡在朋友家墙壁上自题竹石的那首诗: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搓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
谦退之道
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
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
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做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
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用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政治的规范,则东西毫无二致。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第一条是,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所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是,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全心全意讨好于人,此等官员,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至少不会投置闲散,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
不幸,苏东坡非此等人也。在随后数年,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违犯了。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越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马光曾经政见不合,这是各有看法的人,共事时之所难免。但是半年之后他到京都时,司马光去世,只剩下苏东坡孤零零一人身居高位,特别惹人妒忌。果然不久,第一个风暴就向他袭来。朝廷的政争都环绕他而发生。次年正月,几十份表章都弹劾他。也是和往常一样,每逢大后把这些奏章置诸高阁,群小便继续弹奏。由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后敕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日,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请求派任外地官缺,离开京都。到十六日,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因为她对众臣说,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
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他在正月十七日,给皇后上了两千字长的一份表章,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苏东坡为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未能达成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皇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今天在苏文忠公全集里还有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都是此后的两年内写的。那些奏议上都清清楚楚写着日期,看了就知道他所争持的是哪些问题。
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
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不但是苏东坡自己,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抽辱污蔑。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
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柏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